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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思想史3》主題為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專號，共收錄論著4篇，研究討論1篇。

　　本期有三篇文章討論盧梭政治思想在中國與日本的早期詮釋與受繼。此三文各有所長，但都集中於討論盧梭的《社會契約論》（Du Contrat Social），尤其是其中最具魅惑力與爭議的概念：普遍意志（volonté générale）。

　　王曉苓〈盧梭「普遍意志」概念在中國的引介及其歷史作用〉是一篇分析精細且具歷史縱深的精采論文。王文認為，十九世紀末日本人中江兆民精到的漢文譯本《民約通義》開啟了中文世界對盧梭政治思想的關注與討論。循此，王文約略依清末、民國、1949至文革、1990年代後等四個時期，分別列舉、闡述幾位具代表性人物。論文的前大半部依序討論梁啟超與汪精衛，嚴復、章士釗、張奚若，何兆武，王元化等人對「普遍意志」的理解與爭論；是精細的文本分析。

　　王文認為，盧梭的政治思想，尤其是「普遍意志」概念具有「兩面性」。一方面，它彰顯人不可讓渡的自然主權—因此可能主張激進民主；另一方面，它又強調政治社會中的成員，也就是公民必須服從普遍意志的指揮—因此可能形成極權統治。這個兩面性導致了歷來中文世界對盧梭理解的分歧。王文最後從時代背景、政治議程以及政治環境的變遷等外部因素，論證上述各家對於盧梭思想理解的差異。從君主立憲到革命，從相信進步的人民民主到反左，在不同的政治光譜下，反射出盧梭的不同樣貌。總之，王文是篇黑格爾式的思想史論文，以後世、歷史後設的立場，逐一審視主要闡述者的理解、翻譯、衍伸及其闡述的時代背景。在一種「全知」的眼光下，希望對過往的詮釋文本投以時代性的理解。

　　范廣欣的〈盧梭「 革命觀」之東傳：中江兆民漢譯《民約論》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〉是問題意識清晰，論理強勢的學術文章。范文認為，盧梭政治思想並不強調革命，並不鼓吹消滅君主統治。那麼，范文問道：「近代以來中國人是怎樣通過閱讀《社會契約論》發現了革命呢?」這問題等於暗示、追問了中國近代革命意識的起源。根據范文的理解，此間與中江兆民翻譯《社會契約論》，也就是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的《民約譯解》密切相關。范文大量利用中江兆民自己在譯本中所加入的個人意見-〈解〉-，企圖說服讀者，中江兆民以相當迂迴、夾譯夾注、幾近微言大義的方式， 逐漸將盧梭的「反對君主專制」，往「否定君主制本身」推進。范文進一步論證，中江刻意使用「黨」一字來表示‘society, aggregation, association, community, union’等多種不同概念，明顯帶有革命黨的修辭意味。相較於王文的歷史縱深，范文完全集中於中江兆民文本的內外部分析，特別注意中江遣詞用字的意旨。但范文也注意到《民約譯解》在中國以《民約通義》重印面世時所發生的文本再造，尤其是重印版的序言，較諸中江激進，根本就是「徹底否認君主專制，而承認革命的正當性」。換言之，從日本的《民約譯解》到中國的《民約通義》，中國近代的革命思想依著這份亞洲的盧梭文本而生長。

　　蕭高彥〈《民約論》在中國：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〉是篇方法論意識極為清晰的論文。上述范文的論述重作者認定的正確的、非革命的盧梭，對照中江文本不狃於時而造作出的潛在的革命話語，以及此話語在晚清中國情境下的放大。如果范文可看成史特勞斯式的（Straussian）的文本解讀，蕭文則是自承、自省的史金納式（Skinnerian）思想史書寫：以翻譯文化理論來平衡史金納方法論中的主體意識與作為，而凸顯在地文化條件所釀醞的新種政治語言。蕭文的分析對象以中江兆民、楊廷棟、劉師培、馬君武為主，說明這些譯者及其文化在特定條件下所構思的翻譯策略與概念傳遞，創造出甚麼政治想像。以中江為例，他「君」「邦」「民」「士」「臣」等詞分別代表sovereign, power, people, citizen, subject等等，顯然是以儒家政論來安置新的、未來的政治秩序想像。但蕭文的目的不止於觀念的比較，而進一步指陳，這些特殊的翻譯可能指向何種政治議程。中江兆民以「君權」翻譯sovereign，少了「主權者」這抽象的概念，導致了「以人民自為君主」遮蔽掉了「以人民自為主權」。其結果，傳統的個人君主統治制度在《民約論》裡變成不可能的選項。這其實反倒相當呼應中江在譯著裡強調的「民約」主軸。蕭文最精采的分析應該是有關楊廷棟的部分。從上述王文或范文的角度看，楊廷棟的翻譯顯得粗糙且錯漏百出。但蕭文以文化交會暨脈絡化方式來理解楊廷棟，反倒得出令人驚喜的文本詮釋。蕭文認為，關鍵在於楊廷棟以「公理」來翻譯「普遍意志」。這固然使得盧梭文本可以與傳統儒家清議概念疏通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「將盧梭的『民約』」「轉化成一種憲政主義論述」。這顯然也與楊廷棟強調輿論、議會或「集言之制」互為表裡。用更簡潔的說法就是，楊廷棟將盧梭洛克化了。而到了劉師培、馬君武等革命派，他們則強調危急時刻的「特別會議」，普遍的平等觀念，以及人民的權力等等指向在清末政治情境下的革命正當性話語。尤其是馬君武以「帝權」來指涉人民主權，顯然「超越了中江的語彙系統」。上述三篇文章分進合擊，將以「民約」、人民主權等概念為主的中國近現代政治語彙，甚至文化傳遞的研究做了具有多重對話效果的精緻展示。無論後繼研究者對這些論文評價為何，任何超越企圖，都必然具相當挑戰性。

　　林正珍的〈分裂的亞洲認同：近現代東亞世界觀的對位式呈現〉主題與前述三文相當不同，文類風格也完全迥異，但所論時代與社會則高度重疊，對研究近現代文化思想者，這四篇論文之間應該有相互印證啟發之用。林文提示道，相較於中國天下觀的限制，亞洲的亞洲概念是日本文化特殊論的產物。此概念一方面顯示出日本國族在既有的，亦即西方中心、資本主義的世界史框架中，追尋主體的努力，另一方面則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理性化或合理化接榫。這是相當精確也深具啟發的觀察。此外，林文仔細描述了日本思想界如何在近六十年從新亞細亞主義，也就是自任融合東西文明的角色，逐漸轉向多元與自省的亞洲觀。此一宏觀的歷史態度之考察，應該可以提供中日近現代比較史或交流史的研究者一個思考背景。

　　多元思考同樣是戴麗娟〈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：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〉一文的重要元素。戴文詳細介紹法國史家對於何謂歷史記憶所進行的發明、寫作與反省。根據戴文，歷史記憶就是相對於學院歷史書寫的歷史。它是民間的、多樣的、地方的、分散的，甚至是個人的。換言之，我們現今所懷抱的性別、階級、國族等等認同，很可能有相當程度，來自非學院歷史的建構。這個認定或觀察，就是歷史記憶研究的起點與主要內容。這既是學院歷史的反省，也是學院對非學院書寫的介入。但是，誠如戴文所精確交代的，此一學院歷史的反省與介入—「記憶之所在」，也可能成為非學院、民間、或媒體所欲收編的「所在」。本文是中文世界少見有關此一主題的詳盡介紹，相信它對中文世界西方現代史學史相關研究應該會有長久影響。